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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杰之气不可没”——唐宋八大家之苏辙

时间:2015-01-31 14:17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俆潜点击:
  
       生平简介
  苏辙,北宋时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位成都市西南)人,晚年自号颍滨遗老。苏轼之弟,人称“小苏”。苏辙是散文家,为文以策论见长,在北宋也自成一家著有《栾城集》。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宋神宗年间曾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为著名散文家,哲宗元祐年间参加过治河争论,为第三次回河的主要反对者。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年)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年),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年),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作为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1091年)拜尚书右丞,次年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年),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年),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散文中的另类风格
  若将小苏文章与老苏、大苏比较,固然前者偏于阴柔;而如果与欧曾一派诸家相比,则苏辙文仍有骏发蹈厉、辞采富瞻的一面。名篇《黄楼赋》就是一篇激昂绰厉之作。此文是苏辙应兄长之邀于熙宁十一年(1078年)为徐州黄楼落成而作。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由密州改知徐州。七月黄河在澶渊曹村埽决口,八月洪水冲及徐州城下,至十月五日方退。太守苏轼因率领军民抗洪有功受到朝廷嘉奖。次年二月,在徐州城之东门建“黄楼”以纪念此事。黄楼落成后,苏辙应邀作赋,苏东坡见此赋后大为赞赏,亲为书写,并刻碑留存。
  文章“叙”的部分首先介绍了苏轼率领徐州百姓战胜洪水的全过程,交代了黄楼的由来,说明了作赋原因。尤其详尽记录了苏轼在抗洪过程中身先士卒的模范行为、救济灾民的功绩以及水灾平定之后增筑城池的远见卓识。叙述委曲,文字精粹。文章“赋”的部分是苏辙的想象之词。写作此文时苏辙正在商丘(当时的南京)判官任上,未及登上黄楼,亦未参加庆典活动。作者虚拟了在庆典活动上苏轼与客人的一番对话,文字铺张扬厉,描写绘声绘色,令人读罢有亲临之感。
  赋的前半部分,借客之口,述说了古今河决给徐州百姓造成的灾害。赞扬了苏轼率众抗洪,造福一方的功绩。特别回忆了西汉元光年间,黄河决口徐州化为一片汪洋,郡县无所,百姓流离的惨况。这段文字以叙述为主,兼以抒情,写水灾而抒发“天意难测”“人生多忧”的感慨。写法上以散句居多,运骈于散,有一唱三叹之音。赋的后半部分,就苏轼所见,描绘水退之后登览的景色,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放眼望去:
  青山为城。黄河为池,风光秀逸,阡陌纵横,田野错落,屋舍俨然,牛羊悠哉,渔樵自乐;向东望去:众山奔驰,群石西倾,百步洪上,舟楫穿梭,浪涛涌处,人鱼嬉戏;向南望去:楼观巍峨,檐宇翱翔,江流浩淼,汀洲罗列;向西望去:断山迷离,禾麦蒙蒙,群雁南飞,孤鸿长逝,烟波淡淡。白日西沉;向北望去:汴泗合流,汇为深渊,蛟龙盘踞,乌鸦回旋,商贾连樯,至于城隅。
  登临远眺,联想到古时英雄皆聚于此,然而历史的云烟浩渺。一切终究化为虚空!凭吊古人,感伤时事,可以悟到变化固然无所不在,而忧患则大可释怀。此段写景多用骈句,境界高远宏大。意境鲜明生动,笔墨夹叙夹议,自然生发出深远的历史感慨,表现了豁达高远的见解。作者胸怀今古,文字纵横捭阖,颇得大苏神韵,所以当时曾有人误以此文为苏轼代作。苏轼《答张文潜书》中说:“(子由)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者。而或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
  苏辙散文确实以冲雅淡泊、质朴自然为主要特征。但不是说他就没有一些刻意为之的作品,像这篇《黄楼赋》就颇重雕饰。此赋写徐州水患也从溯古开始,时间跨度大,境界错综古今。这篇《黄楼赋》极目四顾、放眼八荒。“东望则连山参差”“南望则戏马之台”“西望则山断为笙”“北望则泅水菔漫”,骋词铺张。宋代许多文人还都兼有理学家的身份,影响到宋朝的文学创作,诗词歌赋无不带有哲理倾向。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就寓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苏辙此赋也不例外。综观全文,立意正在“今夫安于乐者,不知乐之为乐也。必涉于害者而后知之”一句。作者是要阐明经历此番天降灾祸之后,人更应该超然于荣利得失之外,忘怀忧患,珍惜短暂人生,享受片刻欢愉。
 
  苏洵苏辙《六国论》之比较
  宋代苏洵、苏辙父子各有《六国论》传世,两篇文章珠联璧合,各放异彩,可称得上是古代议论文的名篇佳作。然而对照起来看,两者的立论角度、论证方式、文字风格各不相同。品评两者的成败得失,或许对今人会有所裨益。
  首先,两篇文章都以六国破灭作为议题,借史论政。写借史论政的文章,应该根据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从历史材料中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以便把历史问题的评析同现实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苏洵的《六国论》从“赂秦而力亏”的角度论证六国破灭的原因,最后引出“为国者无为积威之所劫”的历史教训。苏辙的《六国论》则从“韩魏附秦”招致六国相继破灭的角度,批评六国之士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这两篇文章所选择的不同角度,哪个更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呢?联系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来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苏洵生活在宋朝比较“承平”的一段时间里。但北宋中期面临辽与西夏的严重威胁,外患频仍。北宋王朝软弱无能,一味屈辱苟安。真宗景德元年(1005年)一月,与辽国订立屈辱条约: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史称“澶渊之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与西夏议和,答应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二千匹、茶三万斤。这些屈辱和约的签订,虽然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却给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加剧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进了它走向灭亡的进程。苏洵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治于今”。苏洵的《六国论》抓住“赂秦而力亏”生发议论,实际上是借批评六国的赂秦来影射北宋王朝对辽与西夏的屈辱苟安政策,借六国破灭的教训告诫当权者改弦更张,免得重演覆亡的悲剧。文章的思想性战斗性很强。
  苏辙的《六国论》所选取的角度,与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却很难联系起来。诚然,“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击中了北宋统治者的弊病,不无鞭笞告诫的意味,但北宋王朝毕竟不像六国那样处于分裂状态,它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并非表现在牺牲“韩魏”自毁屏障这一方面。因此,苏辙所选的角度也就缺乏现实的针对性,不可能强烈地震撼人心,进发出思想光彩和战斗锋芒。
  其次,苏洵的《六国论》语气沉稳道劲,意味辛辣而隽永。且以结尾一段为例:“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段文字影射现实,讽喻时政,字挟风霜而又委婉出之,有耳提面命之意,而无捶顿足之态,沉着冷峻,令人彻骨铭心。
  苏辙的《六国论》则是另一种风味。行文简捷明快,纵横捭阖,势如破竹。开端一节文字:“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开下之势也。”这段话长达近百字,一气呵成,文句长,转折多,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气势磅礴,一腔激情全在纸上,与苏洵的沉着冷峻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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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太连清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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