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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唐宋八大家之曾巩

时间:2015-02-01 14:12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俆潜点击:
  生平简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北宋散文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布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
  曾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向衰落转化的11世纪中叶。表面上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稳定,已经掩盖不住那已经显现出来的衰败症兆。面对这种时代的总趋势,有抱负的政治家和希望有所作为的开明君主,力图通过政治改革来扭转局面,但毕竟走不出时代的局限性。在每一场革新与守旧的抗争中,一大批文坛新人迎潮崛起,革新文学样式,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曾巩就是其中一位卓有建树的大文学家,他不断地从事有关政治利弊和改革措施的探讨,立足于儒家经典,发展经世致用之学。
 
  文风探究
  1. 早期文风的演变
  曾巩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庆历元年,他两次入京,曾“稿其文数十万言”,以游于太学。欧阳修初识其文,便满目骇然。后来,欧阳修在《送吴生南归》一诗中,回忆当时的印象说“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导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这时曾巩的散文正处于一个高论宏裁、放任不羁的阶段。显然,欧阳修正是敏锐地觉察到了他们这一代青年作家在取法前人时过于追求“尚奇”与“任气”的趋向,看出了他们的学步前人还依旧很幼稚。而这种共同性的局面,正反映出一代文坛新秀在功力与学养方面的不足。
  曾巩是接受欧阳修疏导最多,也是最有成效的一位作家,但他经历了很长的一个磨练过程。在早期的作品中,曾巩确也用过一些铺张扬厉的方法进行渲染,但这并不是他主要的笔法。恰恰相反,他大部分文章的语言却是迅捷拗折、刚劲有力的。也正是在这种创作倾向中,曾巩早期散文才暴露了它的弱点。也就是说,他说理尽管很率直,但对其分析却往往欠深透,阐发也不展开。因此难免显得局促与粗豪。
  首先,在布局上正反相衬,往复取势。他无论论述什么问题,常常是落笔便入题,或者提出观点,然后用对比的方法展开议论;或者开篇即树立一个与主旨相关的对立面,在正反相形中逐层深入地说明道理,最后极自然地归纳出结论。《列女传目录序》是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序文的中心是阐述母亲的德行与教育,对作为子女的影响与作用。文章先就《列女传》的流传与整理情况做一些概括的介绍后,立即明确指出,刘向作书的目的是因为“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之者以戒天子”。然后,以大任之娠文王一事为例,环绕着“王政必自内始”这一中心,反复说明上述刘向撰书的意图。这是全文的主体部分,这部分的布局也是十分谨严的。
  其次,是注重行文的气势。这是构成曾巩早期散文特色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曾巩早期散文之所以会那样大量地使用设问与反问句,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尤其是反问句式的连用,因其语逼人,不容争辩,以至形成一种置论方于困境的威慑气势,也使自己的议论显得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但是,这种文章必须以深厚的内涵为基础。否则,气愈盛,语愈急,文章便会愈见空虚,这种文章虽然可以以气势夺人,却不会有使人折服的说服力。因此,曾巩早期散文往往底蕴不足。但他有时又选用一种以散性为主,排偶相辅的语句来表达。如《战国策目录序》中论策士的一节文字即属此类。其间有排偶,但基本上还是取散行的形式。这既有利于析理,同时又显示出一种不容争辩的气势,一种无可质疑的权威性。它处处在说策士,实际上又处处是在批判刘向,议论极精湛而生动。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2. 后期散文风格
  一个作家成熟的艺术风格,集中反映了他独特的艺术个性,曾巩散文的独特艺术个性也是极为鲜明的,朱熹概括为“简严静重”;陈造概括为“密而古”;方苞概括为“淳古明洁”。他们都明确地感觉到了曾巩散文所独具的雍容典雅的艺术个性。最能衬托出曾巩风格特点的,还是欧阳修。就文风论,欧文对曾文最大的影响,一是内容上的载道;二是风格上的深沉温厚。曾巩师从于欧阳修,那么他们之间肯定会有较多的共同点,而他们散文的共同特色是自然简朴。这种自然简朴的艺术性,贯穿在他们二人的散文作品中,无论是叙事议论,还是写景抒情,完全是真实自然流露出的声音。
  但是欧、曾散文又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色。欧文一唱三叹,有风神之美;曾文婉曲,显得敦厚凝重;欧文重言外意,偃仰曲折,耐久咀嚼,曾文反复致意,明白透彻,少有掩蔽;欧文骨朗神清,偏于虚,曾文旁征博引,近于实。欧文以情胜,故温润蕴藉,曾文以理胜,故严整峻洁。
  曾巩从小就为儒学所濡染。以“家传”而论,他全盘接受了其父曾易占的“治天下必先以名教”“治道之本先定。其末亦从而举”的思想。所以他的政治观念也是传统的儒学观。这决定了其散文的另外一个艺术特色,那就是字字有法度,句句讲布局,文字显得干净沉着,层次极为清楚,段落分外分明,一目了然,使人更易学习。正如上文提到傍人门户的这种倾向,曾巩的这种依傍并非完全消极的,恰恰相反,这正反映了作家多方取法,并渐渐熔铸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渗入到了曾巩后期的作品中。曾巩雍容典雅、古奥精深的艺术风格,也就在这种不稳定状态中逐渐陶冶而成。
  这个定型期,大概在嘉祐六年(1061年)前后,即在他校书馆阁时期。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探索与磨炼中,可被认作是奠定了他后期风格基础的,是他所作的那篇脍炙人口的《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以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似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末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不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这篇文章题名为“记”,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主要内容却不在记叙与摹写景物,而是因小取大,借事立论。文章所叙之“墨池”。乃临川城东一处胜迹,传闻书法家王羲之临池学书之处。王羲之很钦佩张芝的狂草,曾在《与人书》中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荀伯子作《临川记》却将“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一事又进而附会于王羲之,并证于临川城东的墨池。而曾巩则认为这种传闻纯属误传,但同时又认为这种误传又有其可取成分,这些美好的传闻与世代传承下来的说法,对世人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也表达了人们对名人的景仰之情。所以,曾巩在指出这些传闻谬误的同时,又扣住“以精力自致,非天成也”,由书法练习推及于求学,再及于修身,因小及大,最后是勉励晚辈要刻苦磨炼,以求成为可影响后世的道德之士,十分发人深省。其蕴藉显得尤为深厚,而这恰恰正是曾巩后期风格特点的一种重要表现。
  曾巩语言精于布置,字字有法度,十分注重语言的层次安排,句式选择通读词语的配置,因而有很高的精确性和极明显的层次感。曾巩散文,往往只须寥寥数语,便能清晰生动地将事物特点及人物内心情感极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功力越到晚年便越显深厚。如元丰元年他从福州召判太常寺,中途忽改知明州时,他写了一篇《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文中写自首母子冀望相聚的隐衷,始终扣住欲相见又改他任一事来反复诉说,文字既简明,意思又透彻。尤其是“晨昏之恋,既未得伸;迫切之诚,唯知涕泗”两句,把满腹委曲写得神情十足。曾巩的散文显得有章可循,有规矩可学,这是作家在艺术上成熟的表现。
  精于布置的另一面是语言呈明显的层次感,曾文在这方面也是颇费斟酌的。他将这种层次感和全文结构的包蕴密致结合在一起,有时正反相形,有时逐次推演。如《墨池记》,因为是夹叙夹议,其语言层次便表现出明显的前勾后连,层层递进的特点。语言层次上的这种苦心安排,必然要导致语句形式的多变。曾巩散文往往按内容表达的需要而选择和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或排偶、或单行、或二者结合。曾巩散文还有纡徐婉曲、包韵密致的特点,“曲”使它易于“柔”;而“密”又使它能于“柔”中见劲折与矫健。一般说来,气势奔放、一泻千里的文章,往往不易显示出婉曲的情致来,而只有漾漾曲涧式的结构,才可藏锋不露。结构一至于婉曲的情致,则会给人从容不迫、舒展和缓的情感。曾巩的不少散文都能以叙事说理见长,与这种婉曲绵密的结构形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曾巩散文风格的大致面目。他的散文立足于现实,如《越州赵公救灾记》,记叙了赵公在越州救灾的情况,描写细致,叙事详尽,表达了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关心。章法严谨,布局分明,而且善于创新。如《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中,作者并不是一般的记叙颜真卿的生平,颂扬他的慷慨就义。而是从他多次被贬逐却宁死也不改变心志的角度入手,有力地突出了颜真卿的高风亮节。《答范资政书》以书札的形式,从侧面入手,倾注了自己对范仲俺知遇之恩的感谢。曾巩散文不仅内容广泛,涉及教育、宗教、外事、边疆等很多内容,而且笔法新颖独特,题材多样,奏疏、书信、表状等文体都有涉猎,在当时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一代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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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太连清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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