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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辉煌的文学成就(下)

时间:2015-03-02 15:43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童一秋点击:
苏轼
苏轼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在文学上却是一位获得丰硕成果的全能作家。他留下二千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卷帙繁富的散文作品。他超越同辈作家,处在北宋文学的高峰。
  
  散文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标志着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结束。他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和欧阳修一起,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这比之唐代散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主要楷模。清人蒋湘南说:“宋代诸公,变峭厉而为平畅:永叔情致纡徐,故虚字多;子瞻才气廉悍,故间架阔。后世功令文之法,大半出于两家,即作古文者,亦以两家为初桄。”
  
  这种散文风格的形成,既是对唐代韩愈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北宋古文运动斗争的产物。首先,韩愈当时的文坛和他的古文理论和写作,都遇到古文写作的标准问题:是“难”还是“易”,是“奇”还是“平”?韩愈企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但他的侧重点却是崇尚“难”“奇”的一面。宋代古文家为了使文章更好地表达思想,对唐代的古文传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取舍。欧阳修虽以“尊韩”相号召,但他批评为韩愈所称道的樊绍述的奇诡文风(见《绛守居园池》诗)。苏轼也主张“自然”“畅达”,在《答谢民师书》中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而扬雄正是韩愈一再称赞过的作家。欧、苏两人的看法代表了宋代古文家的共同认识。其次,宋代古文运动的对立物是两种不良文风:一是唐末五代柔靡浮艳的文风,二是宋初古文作者在反对浮艳文风时所产生的新流弊,即因追求简要古拙而流入艰涩和怪僻。欧阳修在知贡举时就对“新奇相尚”的时文进行贬抑。苏轼在给欧阳修的信中也指责“馀风未殄,新弊复作”,他说的“馀风”,即指“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他说的“新弊”,即指“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正是从这两方面的斗争中,才把建立平易流畅的散文风格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目的。这自然也是苏轼散文的基本风格。
  
  苏轼的各体散文都体现了这种风格。他的散文体裁很多,重要的有下列三类:一、政论和史论;二、记和书序;三、随笔(包括书简、题跋、杂记等)。
  
  一、政论和史论苏轼的《策略》《策别》《策断》等政论文和《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平王论》等史论文,都以文从字顺、条理分明为特色。在语言上,它不象韩愈文章致力于锤炼工夫,选择或熔铸色泽强烈的尖新词语,而是追求明晰准确;在结构上,它不象韩愈文章重在纵横开合,突起突落,而是贵在曲折舒缓,洋洋洒洒。这正是构成他平易风格的两个重要因素。如《平王论》的主旨在于反对周平王避敌迁都洛阳而不积极抵御,在南宋起过一定的政治作用。全文不到七百字,一连引证十三个有关迁都的史实,来论证平王“东迁之谬”:一类是并非惧怕外族侵扰而迁都的,一类是虽有外族侵扰而终不迁都的,结果都是兴盛的国家。另一类是象周平王那样迁而后亡的。文章条分缕析,一气呵成,而仍保持旺盛的文气。韩愈的文风也是雄伟的,但其构成因素互不相同。
  
  苏轼的政论和史论的另一特点是展开铺排,辨析周密,论辩滔滔,一泻千里,体现了他所说的“泉源涌出”、“行云流水”的风格。这也是宋代论说文的共同趋势。韩愈、柳宗元的政论一般在千字以内,较少繁譬博引,史论如韩愈的《伯夷颂》、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等,更是判断短截,不枝不蔓。苏轼的论说文多为长篇力作。《上皇帝书》号称万言。《策略》《策别》《策断》更是一组多达二十五篇的完整、系统的策论。这类文章广征史事,议论风发,还着力于形象化的说理,而不是抽象的论证。
  
  苏轼在评论史事时,还擅长作翻案文章。有的能摆脱传统说法,提出新见。如《留侯论》讲张良之所以能辅佐刘邦平定天下,是由于他具有“忍小忿而就大谋”的策略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圯上老人所要教给他的。相传张良有次在桥上遇见黄石公,黄石公叫张良把他落脱的鞋子捡起来,并且替他穿上,以试探张良的耐心和意志,张良忍怒照办。黄石公认为“孺子可教也”,就送他一部《太公兵书》。据说张良靠了这部兵书才帮助刘邦夺得天下。苏轼对于这个传以为真的故事,能够扫除它的神奇的乃至迷信的色彩,回到人事上来找原因。他认为“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只有这样,以后秦始皇、项羽都不能轻易使他害怕或激怒:“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避免了盲动和冒险。苏轼的论证颇能言之成理,表现出一定的识见。当然,刘邦平定天下,并不仅仅由于个别历史人物的思想修养,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苏轼的这个看法又带有一些片面性的。他的有些翻案之作更不免故作危言,强词夺理。有时还有杜撰历史事实的地方。
  
  二、记和书序苏轼的亭、台、堂、阁记和书序,比之政论和史论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他的亭台记,打破先叙事、次描写、后议论的一般格局,三种成分按主题展开的需要而错杂并用,变化莫测。试以《超然亭记》《放鹤亭记》《凌虚台记》为例。这三篇记的主题都是发挥老庄的出世哲学,带有消极因素,但在艺术结构上颇见匠心,有一定启示作用。《超然亭记》作于密州,议论放在开头,说了一番“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的议论,造成一种飘忽的意绪,然后进入叙事。最后点出命名“超然”的原由,又用“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作结,照应开端。《放鹤亭记》是徐州时的作品,议论放在中间,在叙完亭的建造缘起和景色以后,先从“鹤”引出议论:鹤既是“清远闲放”的象征,但春秋时卫懿公因好鹤而亡国;接着突然从题外拈出“酒”字,说“酒”虽使人“荒惑败乱”,但魏晋时刘伶、阮籍等人却借酒保全自己,传名后世,以此来说明“南面之乐”不能换“隐居之乐”的道理。而早年在凤翔所写的《凌虚台记》,议论放在最后,似是一般常规写法,但第一段叙事却和议论交织而出,在常规之中见出变化。
  
  他的书序,如《范文正公文集序》《王定国诗集序》《六一居士集序》《凫绎先生文集序》等或叙人物,或论艺术,也为世所传诵。
  
  三、随笔苏轼的书简、题跋、杂记等文,有许多是文学散文,在苏轼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这些作品内容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或抒人生感慨,或讲身边琐事,或记遗闻佚事,或述风土人情;在艺术上表现出信手拈来、随口说出、漫笔写成的特点。
  
  苏轼毕生致力于文学创作。虽然他曾痛苦地发现“平生文字为吾累”,但文学仍和他的生命相始终,或者说,文学才是他真正的生命。他的作品是他的那个时代的反映,他的生活和思想的体现,也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文章来源:《中国十大文豪——苏轼》 吉林文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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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wendy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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