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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作弊的那点儿事

时间:2015-02-13 08:53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俆潜点击: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普通学子成名登科的唯一途径。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企图以作弊的方式在科试中取得好成绩。功名利禄的诱惑是谁都难以抵御的,考场舞弊作为考试制度的衍生物,一直伴随着科举的成长。考试制度越缜密,舞弊就越猖獗,作弊手段也就越繁多。
 
  1. 夹带
  夹带是科举考试中最常用的作弊手段,搜查夹带也是科场关防的主要任务。夹带的东西无外乎是跟考试内容有关的经书典籍,或是前人高中者的优秀例文,或是好事者猜题拟作的范文等。
  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以阻止夹带作弊。从宋代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考生不可以喧哗,以防止传卷或传话。但是夹带这种作弊手段始终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常见的方法是将经文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写在衣物、身体上以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上,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等都曾被当作夹带的工具。明清的科举考场监督十分严格,要求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的程度。纵观千年科举史,科场作弊与反作弊,就如同一对双胞胎,从科场开设的那天开始,便形影不离。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还有很多人铤而走险,所以科场大案和各种丑闻在历朝历代几乎都没有停止过。科场防范措施越严密,作弊手法也就越高超。
  除了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外,乾隆时更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考场的各式物品的规格。夹带规定:应试者的衣服鞋袜必须用单层的,皮衣服要去掉布面,毡衣要去掉布里子,砚台不准过厚,笔管要求镂空的,水壶要用泥瓷的,木炭不得超过二寸,烛台须用锡制的、单盘的、台柱空心通底,糕饼之类要切开,考篮须编成玲珑格眼式,等等。宋代规定,查出夹带,要赶出考场,罚停考一次,但是宋代搜检并不是很严,曾经要求考生解衣检查,后来又停止执行了。明代以后搜检越来越严格,解衣检查不必说,有时还会让考生裸体赤脚,甚至盘在头顶上的发辫也要解散来检查,更甚的是连肛门也要扒开来看一看。被查出来的考生,轻的当众挨棍棒,取消考试资格,重的就要遣送边远的地区充军。但科场舞弊始终未曾被彻底而有效地制止住。有这样一个传说,一次会试中有举人把夹带的书本掉在地上,奉旨检查的亲王却为他掩饰,说:“何以携账簿入场!”有这样的亲王又怎能彻底地制止住舞弊现象呢?
  对夹带作弊最痛恨的皇帝莫过于清代的乾隆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对于日益猖獗的舞弊现象非常恼火,下决心要好好整治一下。乾隆九年(1744年),他首先拿历年问题最多的顺天乡试开刀,命令亲王大臣们制订严格的搜检程序,并且悬赏,抓到一个夹带者,赏银一两。对抓获的舞弊者,用枷锁铐起来示众。这下可把准备舞弊者给镇住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入场的考生也没有几个。眼见这样的情形,乾隆皇帝又下令把所有的考生通通放进来,自己亲自出考题,结果有两千多人交了白卷。乾隆皇帝为此下诏,痛责舞弊歪风,并裁减各省会试的名额,后来对夹带的检查越来越严格,处罚也越来越重。
 
  2. 贿赂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同样能使意志薄弱的考官们失去公正,也能使利欲熏心的考官们肆意妄为。唐代王冷然在给燕相国的一封信中说:“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
  《旧唐书》中记载了一件宰相受贿请托的事情。在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任知贡举,宰相段文昌找到他,要他录取刑部侍郎杨凭的儿子杨浑之,翰林院学士李绅也托钱徽录取周汉宾,结果录取的十四个人中没有杨浑之也没有周汉宾,段文昌丢了面子,不禁大怒。因为他已经接受了杨浑之的很多礼物,段文昌喜欢图书字画,杨浑之投其所好,把家藏的珍贵字画都送给了段文昌。段文昌到皇帝面前告了钱徽一状,说他徇私不公,选的人都是平庸之辈。原来,录取名单中,有钱徽故旧好友李宗闵和杨汝士的亲戚。唐穆宗刚刚上台,对这类事情还摸不着头脑,于是便询问学士元稹和李绅,李绅一肚子火气正没地方发呢,只好咬钱徽一口,元稹过去也同李宗闵有过不愉快,所以就与李绅串通一气,证明段文昌说的是事实。于是,唐穆宗命令大臣王起和白居易主持复试,先中选的十四人中,有十人落选。钱徽因此被贬去江州,李宗闵和杨汝士也被贬出京城。有人劝钱徽把段文昌和李绅请托的信件交上去,揭发他们打击报复的阴谋,但钱徽没有这么做,却把信件烧了。人们说钱徽大度,其实他也是怕朝廷查出他的一些不法事情。宰相段文昌,自己受了贿赂,没有达到目的,就加害别人,真是可恶至极。
  像段文昌这样的贪官大有人在,甚至有些贪官会主动到各考生家索要贿赂,如果给得少,他们就会再次上门,以各种借口继续索要,比如某某官员对你不满意,某某当权者不想录取你等等。考生没有办法只好再送钱物,有的人把带来的钱用光了,为了能够被录取,只好变卖衣物来贿赂官员。
  历朝历代都明令禁止行贿受贿,然而却总是有人以身试法,朝廷对贿赂的处理非常严厉,一般都是斩首,并没收财产,父母妻儿流放,在这样既严又狠的治理下,贿赂的案件还是屡禁不止,法律的威慑还是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贿赂就像瘟疫一样,始终伴随着科举考试。
 
  3. 代考
  自从有了科举,就有代考。据说唐代已经是“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可见代考的人数之多。能替别人考试的人,都是有一定才华的,之所以替别人考试,或是为金钱,或是为私情,或是为义气。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曾经为人做代考,不过他是因为动了恻隐之心,偶一为之。王铚的《默记》里是这样记载的:天圣八年(1030年)会试的时候,一个姓李的考生突然患病,头晕目眩,在其他考生的劝说下,勉强进了考场。第一场考诗赋,开考没多久,李某就头晕眼花,伏在桌上昏睡。过了中午,突然有人在他的腋下捅了一下,李某惊醒过来,发现原来是邻座的考生。邻座的考生问他为什么还不下笔,李某告诉他自己生病了,那位考生说,能够进会试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来了,就打起精神,坚持一下吧。在邻座的鼓励下,李某稍稍振作,试着拿起笔写字,感觉还可以。这时,邻座考生把题目中涉及的典故出处一一告知,过了一会儿,干脆把卷子推了过去,放在李某面前说:“我是解元欧阳修,你尽管拿去看,掺杂着用其中的句子,没有关系的。”李某见欧阳修这样宽厚,异常感动,脑子也逐渐清醒,开始写诗赋。第二场和第三场照旧,李某坚持完成了全部的考试。等到成绩公布的时候,欧阳修第一名,李某也是名在上列,都中第了。李某对欧阳修感激不尽,请人画了一幅欧阳修的像,放在家中供案的祖宗牌位旁边,像对待父母一样地供祀。为活着的人供祀,在古代是最高的敬崇了。
  唐代科场纪律较为松弛,所以代考现象比较猖獗。宋代中期以后,科场纪律逐渐严格,代考的事情就比较难了,而且一经发现,处罚非常重。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录了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会试的一桩代考案。这次考试共录取了三百五十名,第一名是沈同和。结果一公布,议论四起,有的人用泥巴涂去了沈同和的名字,还有的人聚在皇宫门口投诉。原来,沈同和是吴江人,父亲在河南当巡抚,他不闻诗书,连字也不认识几个,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中会元呢。神宗下令礼部对录取者进行复试,想看个究竟。复试时,沈同和连题目都看不明白,自然交了白卷,不用说,作弊无疑。沈同和被抓了起来,送到刑部拷问,打得皮开肉绽,才不得不吐露实情。原来,他的卷子是同乡赵鸣阳代做的,赵鸣阳同榜取在第六名。经过进一步调查,乡试时也是赵鸣阳代考的。真相大白以后,神宗降旨,削去沈同和会元之名,发配充军,赵鸣阳革去举人资格,发配充军。沈同和发配充军是罪有应得,可是赵鸣阳却十分可惜,为了一点点钱,就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令人惋惜。
 
  4. 依权杖势
  我国封建社会是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依权杖势的现象经常发生,在科举考试上也不例外。唐贞元五年(789年)礼部侍郎刘太真任知贡举,此人仰权贵鼻息,取士全看门第,只要是宰相、大臣和方镇藩王的子弟及亲戚,他都会首先录取。唐宣宗大中十四年(860年),中书舍人裴坦任知贡举,三十个及第者差不多都是权贵子弟,只有一个出身贫寒的陈河被列在最后一名做做样子。有些权贵甚至把名单直接交给知贡举,让他照录,连名次都是排好的。有些知贡举想摆脱权贵的束缚,却总是自己遭殃。建中初年,礼部侍郎令狐峘任知贡举,因为没有按照宰相杨炎的要求录取,被贬到了衡州。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礼部侍郎李建任知贡举,因没有满足权贵的愿望,被调到刑部。
  权贵们以权势营私舞弊,知贡举还得小心从事,要为他们打掩护。《册府元龟》记载,唐贞元十一年(795年),礼部侍郎吕渭任知贡举,他巴结当时掌握财政大权的裴延龄,接受了裴延龄的请托,虽然裴延龄的儿子裴操水平很差,但还是把他录取在上第。由此吕渭又安安稳稳地当了三年的知贡举。后来吕渭不慎将裴延龄请托的信件遗失在外面,泄露了舞弊的事实,吕渭才被贬到了潭州。科场成了权贵们争相操纵的舞台,慑于他们的淫威,知贡举官也只能是任由摆布,百姓更是敢怒而不敢言。
 
  5. 其他
  除了上述作弊手段以外,还有考官作弊,泄露考题,这种现象在科举考试中时有发生。封演在《封氏闻见记》载有唐高宗龙朔年间董思恭泄露考题的案件。董思恭是当时的宫廷秘书右史,被任命为知贡举之后,他向考生泄露策问的题目,被人揭发,按其罪行本来是要被处以死刑的,因为董思恭告发了别人阴谋叛乱,才得以幸免。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年),也发生过一桩漏题事件,被人揭发以后,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分,有的被罚钱,有的被贬职。
  考场上传纸条、送信息,这样的方法应该是古往今来沿用不衰的舞弊手段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会试,顺天乡试解元查为仁给他人传纸条,被抓住后,引起了康熙皇帝对考试质量的怀疑,他觉得会试中靠别人代作的大有人在,于是下令增加复试。他还亲自到畅春园主持复试,结果刷掉了原来被录取的五人。从此以后,会试之后,殿试之前进行一次复试便成为了惯例。
  漏题也是科举考试曾经出现过的舞弊手段之一。虽然官员们被任命知贡举以后要被隔离,但是在接到任命以后到前往贡院“隔离”这段时间,是属于考官自己的,如果想漏题,只管叫个下人送出去即可。《鹤林玉露》就曾经记载了苏轼当考官时漏题的故事。苏轼曾在主持礼部考试之前,托人将一篇文章送往李家。而李廌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将苏轼的文章放在桌上。送书信的人离开不久,章惇的两个儿子章持和章援来李家拜访,看见放在桌上的文章,感觉文笔很好,喜出望外,拿回去认真揣摩。李廌回家之后,不见苏轼的文章,心中怅惋不已。考试时,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类似。章持、章援模仿苏轼的文章挥笔而就,而李廌却表现不佳。
  考官与考生串通起来舞弊,也是科场上时而发生的事情。双方约定好记号,考生在卷中标出记号,考官见到记号以后会给予好成绩。显然,作弊的手段高明与否,就要看记号做得怎么样了。这种通过做记号的方式进行的作弊被称为“通关节”。宋以后,“通关节”的技术也随着科场规章制度的严密而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还出现了一个专门术语“用襻”,“襻”就是旧时衣服上扣住纽扣的套。往往约定的记号为两个字,好像古代衣服上的襻扣。钟毓龙《科场回忆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杭州有个叫冯培元的探花,为了报答曾经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富人的厚恩,想让这位富人的儿子考上,就帮他与人约定在答卷中写两个“襻”字,富人得到“襻”字以后,心花怒放,还特意以重金聘请一位誊录书吏来誊录试卷。考试结束后,富人又热情款待誊录书吏。在酒酣之际,这位誊录书吏得意扬扬地向富人邀功,说发现试卷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两个字恰好就是用于通关节的“襻”字,这位富人气得把酒桌掀翻了。好不容易弄来通关节的“襻”字,又被改掉了,真是弄得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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