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时间:   | 加入收藏
   主页 > 人物春秋 >

龙门后代——司马迁(五)

时间:2017-01-05 09:22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 点击:

(二)为太史令 改历著述

司马谈逝世后的第三年,即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任太史令,这是他从事著述事业的起点。任太史令期间,司马迁开始整理史料,为他伟大的理想开始了奋斗的旅程。但同时,他要和做郎中时一样,继续侍从武帝。不过太史令的职务比较固定,比如筹备天地山川等的祭祀典礼。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历工作。当时,改历工作是封建王朝建立后改换旧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战国时期,就流行着齐人邹衍最初倡议的五德终始说。这种学说企图说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不断反复的现象,是由客观世界中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力量规律性地前后替代而决定的。这五种物质力量叫做五德,它们的不断替代、反复循环,叫做五德终始。谁要是得了五德中的一德,谁就是受命于天,应该作为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汉兴以来,一直沿用秦的《颛顼历》,因此早有改正朔的必要。司马迁为太史令后,已经注意到了整理历法,到了元封七年,他就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从改正朔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求改历法。于是武帝任命司马迁、公孙卿、壶遂和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共同制定汉历,废除已不适用的颛顼历,改用比较精确的太初历。

颛顼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于全国的一种历法,以十月为岁首。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共推行了一百一十七年,但《颛顼历》有一定的误差。公元前104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人制订了《太初历》。《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太初历》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问世以后,一共延用了一百八十九年。

汉代史官的主要职责有两个,一为司天,二为记事。因此司马迁对修改历法非常重视,认为这是自己平生最值得做的两大重要事业之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特别说道:“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司马迁由郎官而升为太史令,也就由外廷转到了内廷,由皇帝身边的侍从官员变成了封建官僚系统中普通官吏的一员。也正是从任太史令开始,司马迁开始了伟大工程的建设,开始阅读、整理、收集资料,著述历史了。

改制之后,那种太平盛世的气氛,使司马迁仿佛感觉到:作为孔子的一个继承人,著作《春秋》那样一部史书的时候到来了。事实上,此时他也具备了撰述史书的主客观条件。

首先,汉武帝时代的社会条件需要撰写一部通史。从经济上来看,由于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人民群众有了从事生产的社会环境,到了武帝初年,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段时间里,国家太平无事,无水旱之灾,百姓家给人足。农业、商业繁荣发展,财物、粮食累积得非常多。这同汉初那种经济凋敝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政治上来说,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汉武帝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割据势力的措施,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才算真正完成,国家空前统一。同经济繁荣、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相适应,武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而统一帝国也需要有一部规模巨大的历史著作,来记录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以便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其次,汉武帝时代的西汉社会也为司马迁写这部历史著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一是资料的齐备。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其职责就是保管、整理藏书,这就为编写历史巨著提供了非常优越的资料阅读、收集等条件。二是属于国家政典或其他形式的文书档案,多已公布于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就这样,封建国家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日益严重和残酷,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不断地深化和复杂化。清理古代历史文化并记载秦汉以来的近代历史,是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现实要求的。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的遗言记得很清楚:“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是应该有人继承孔子,作一番述作事业的时候了。”因此,他觉得他有责任担当这种事业。

这时和司马迁一道参加改田工作的上大夫壶遂,曾问司马迁:“当日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首先根据老师董仲舒的议论回答说:“当日孔子见天下混乱,知道自己的道理行不通,就在二百四十二年的事件之中表明是非,作为天下后世的是非标准,空口说道理,还不如用事实来说明白有用。”接着他就以董氏一派春秋家的雄辩姿态,竭力赞扬了《春秋》的作用。认为《春秋》不是一部简单的大事记,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政治道德全书。

之后,壶遂又冷静地问道:“孔子当日不遇明君,到处碰壁不被任用,最后没有办法才作《春秋》,从文辞记事中表明礼义,以垂后世,作为一个新王的法律。至于现在,你已经遇到了圣明天子,得到了一定的官职,天下万事都是有条有理,各得其当的,足见已有王法了。你要续作《春秋》,究竟想要说明什么?”壶遂的这一反问,确实有道理。因为过分强调《春秋》对乱世的作用,而司马迁又要续作《春秋》,那就无异于说当今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乱世了。司马迁也知道片面强调孔子作《春秋》对乱世的作用是不完全的、有问题的。于是司马迁就以谦虚的态度说:“你的话很对。但是你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记得先父曾说过,伏羲那样淳朴,也作过《易》,尧舜的盛德明载于《尚书》,汤武的兴隆有诗人歌颂。孔子作《春秋》,本来有两方面的作用,采善贬恶,推求三代之德以褒扬周室,并非仅仅是讥讽。汉兴以来,至当今天子,出现了瑞符,举行了封禅,改换了制度,受命于天,恩泽遍施。我现在是史官,废弃盛德而不记载,绝灭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业而不论述,忘记先人的遗言,这是莫大的罪过。我的计划不过是叙述故事,把杂乱的异闻传说整齐化、系统化而已,并不是什么创作,而你比之于作《春秋》,那是不对的。”通过与壶遂的谈话,司马迁著述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他除了继父志而修史外,对《春秋》深刻的认识和对现实史学需要的迫切感受,同样促成了《史记》的写作。司马迁认为六经各有其功用和特点,但六经之中最重要的是《春秋》。他说:“《春秋》往上阐明了三王之道,往下辨明了人事纲纪,是礼仪之大宗,王道之大者。”他把《春秋》的性质与功用阐述得很透彻,是因为他有着独到的眼光。

因为对六经有全面的认识,他认同父亲确定了撰述原则:“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即“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的《易》为历史考察的指导,参照《诗》《书》《礼》《乐》所阐发的原则,著成一部像《春秋》那样的历史巨著来。这个目标也使得《史记》有了很高的撰述起点,保证了它的成功。而当时的时代条件,也为司马迁著述《史记》提供了保障。当时汉朝已建立百余年,而武帝时在巩固大一统政权方面又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客观上也需要把这一历史记录下来,完成宣扬大汉之威的历史使命。而对此,他也有自觉的意识。就在完成改历这一年,即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了著述工作。这一年他42岁。

 

如果想看更多劲爆历史内幕,获得当下最火热的历史趣事,请在微信搜索 jlws1985
(由 馨笛 编辑整理)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最新更新

  • 历史
  • 人物
  • 国学
  • 文化
  • 艺术
  • 精品
底部|史记通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