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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没有温度的女书(五)◆ 失落的原乡◆

时间:2015-03-09 15:02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临水照花人》 作者:薛萝衣点击:
 

  端木蕻良第一次见到萧红是在《七月》的筹划会上。当时他刚刚从青岛来到上海,追随茅盾先生左右。
  
  端木的性格比较内向,寡言少语。因为是辽宁人,因而很快地和同样来自东北的萧红、萧军谈到一起。这两位年轻作家的名声他早有耳闻,如今见到本人还是十分惊喜的。尤其是萧红豪放的作风令他十分钦羡,这样的率直无拘的女子在当时那群文人中间必定会成为一道醒目的风景线。
  
  之后,上海的形势越发危急,萧红与萧军去武汉。他们住在诗人蒋锡金家中。萧红担当起主妇的工作,照顾萧军和蒋锡金的饮食,为他们洗衣服。也是在此时,萧红开始提笔写《呼兰河传》。大片的抒情,看似凌乱无章的叙事明明是散文的写法,都令蒋锡金十分不解,这是小说吗?然而其文笔和情意又令蒋锡金十分欣赏。
  
  不久,二萧写信给端木,让他也赶赴武汉,与大家一起继续办《七月》杂志。端木来到武汉之后,住到了蒋锡金的房间中,于是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再后来,女漫画家梁白波也搬来住了一段时间。五个年轻人一时间又在武汉搭起了文艺阵地。
  
  虽然萧军亲自写信让端木来武汉,他的到来还是给萧军带来了危机感。萧红和萧军的关系本身就一直都处于边缘地带。而此时,萧红对这个比她年轻的弟弟十分照顾,常常与他很是亲近。端木非常欣赏萧红的文章,甚至说她的文章比萧军的更好。这无疑给萧红很大的鼓舞。在文学道路上,萧军一直与她有很深的分歧,萧军将他的大男子主义带到了文艺欣赏上,曾经屡次在人前说萧红的文章不好,说过“结构不严谨”,“秀丽、但是不伟大”之类的话语。他对此习以为常,而把文章作为命根子的萧红却一直隐隐地自吞苦泪。
  
  那时候,端木常常回到房间,发现几张写了字的纸,便明白是萧红来练过字了。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萧红反反复复地写这首古诗,还特地将最末一句多写了几遍。她对端木的情感一直令人猜测,到底是因为与萧军走不下去了,随手抓来的一根救命稻草?还是久逢甘霖,终于遇到倾心的人呢?
  
  这首诗是端木后来的妻子钟耀群记录在《端木与萧红》一书中的故事,若是这故事成立,那么想必萧红对于端木的情感也是早就萌芽了。
  
  1938年,萧红萧军一行人赶赴临汾,去正在组建的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在此,萧红遇到了丁玲,并且一见如故。
  
  萧红和端木的亲近,渐渐让萧军起了疑心。他与萧红大吵,在人前说端木软弱无能,还要与端木决斗。与萧红打架之后,他便一脚踹开端木的房门,质问他萧红的去处。他的大男子主义简直是野人一般,而端木则站在他的对立面,像个女孩子一般腼腆,又对女人十分地尊重。
  
  后来,萧军在临汾与萧红分别,去前线追求他的梦想。萧红没有同去,一来是因为感情早已走到了尽头,她没有办法再继续伪装下去。二来,萧红的政治立场从来都是坚定的,她是一个左翼作家,也仅此而已。她不会让政治来围困她的自由,如她所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全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上世纪30 年代在上海,众星捧月围着鲁迅的青年里,萧红无疑是最得其真传的,因而也是鲁迅最喜欢的一位。
  
  在重庆期间,她还拒绝了去当大学教授的机会,认为教学会使得她的文章刻板、有学究气。她自诩为《红楼梦》中的痴丫头香菱,梦中都在写作。这样一个人,自然不会成为政治的俘虏,自由才是她的追求。
  
  萧红回到武汉之后,与端木结婚,腹中怀着萧军的孩子。他们的结合在朋友眼中十分的不堪,几乎没人承认他们是结婚,有些朋友甚至与他们断绝联系。萧红百年之后,亦无人替端木说话。在那些文人朋友的笔下,这是一个自私、懦弱、没有担当的男人。
  
  1939年,武汉也渐渐受到了日军的侵袭,二人决定去重庆。端木与友人先走,留下大肚子的萧红踽踽独行。她不无悲戚地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这句苍凉的独白好像是她这些年的写照:战火从东北烧到南方,又从南方烧到内地,她也就一直被这火驱着赶着,一路流离。
  
  在重庆,不停地颠簸使得她腹中的孩子流产。这一次,她有能力养育,却没有机会生下来。
  
  1940年,内地战事吃紧。端木和萧红刚好为香港的一些报刊写文章,便想着去那边躲躲。于是与端木一同前往香港。来到香港之后,二人住在狭窄的小屋里,一张桌子,相对而坐,终日辛勤写作。
  
  萧红的身体渐渐垮了,她被劝住进了跑马地养和医院。在此之前,东北作家群中的一个年轻人也来到了香港,他叫骆宾基,是陪伴在萧红身边最后的人。
  
  萧红入院后,香港的战况也逐渐危急,为了帮助萧红和端木二人,骆宾基放弃了回到内地,而是留在了香港,照顾左右。
  
  萧红住院的这段往事日后成为了一段谜案,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斥责端木的离去,将萧红一人抛在医院里,而端木却以外出求救为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不管其中实情如何,想必在萧红最后的岁月里,对端木都是失望的。她曾经对骆宾基说:“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对萧军的眷念,不过是来自于对端木的失望。在她的遗嘱中,《生死场》的版权给了萧军,《呼兰河传》给了骆宾基,《马伯乐》给了张秀珂,唯独端木未曾分到半杯羹。
  
  从内地到西北再到香港小岛,这一路,她一直在颠簸,却一直在回忆。与萧军的感情,鲁迅的逝世,无一不是她的痛苦所在。这个逃离家门的女子也开始怀念起了家乡,怀念起后花园里宠爱她的祖父,怀念那条从记忆中滔滔而逝的呼兰河。她提笔写《呼兰河传》,寥寥十万言,却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
  
  当现实已经一片冰冷,她只得从回忆中寻找慰藉,汲取温暖。
  
  这部散文诗一般的田园牧歌是萧红给文学最大的献礼,她被称作“30年代的文学洛神”。若是她听到了,必定又是一笑:我哪儿是什么洛神,不过是呼兰县里飞出的精卫鸟。她从记忆的庄园中取出一砖一瓦,细细地摆放、建筑,企图在这大海之南,再造一座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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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月辰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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