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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显达和退隐

时间:2015-03-09 09:13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童一秋点击:
欧阳修  
欧阳修
  
  随着岁月的恲递,欧阳修的官运愈益亨通。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五十四岁,以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又同修枢密院时政记,参与军机要务;五十五岁转户部侍郎,拜参知政事,还进封为乐安郡开国公;五十九岁又进阶光禄大夫加上柱国;直到年逾花甲,居然成为显赫的功臣勋贵。
  
  在那些步步荣显的日子里,他曾大考天下兵数及北三路屯戍状况,研究加强国防与平均赋税的办法;也曾举荐王安石、曾巩、三苏、司马光等人才;但是,革除弊政的锐气,毕竟已不如庆历时期。对于王安石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大胆变法主张,他也保持着稳重的缄默。他最关心的,是仁宗晚年多女而无子,皇位该由谁来继承;他屡次在诗中吟咏的,是斋宫摄事(祭祀)和宫禁值宿等。官爵虽然荣显,思想却有些空虚。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梅尧臣、苏舜钦的怀念:“兴来笔力千钧劲,酒醒人间万事空;苏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黄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鸣凤不再鸣。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声。”(《感二子》)一想到梅、苏,眼前这显贵的生活便黯然失色了;仿佛应该就此离去,远走高飞:“稻梁虽可恋,吾志在冥鸿。”(《下直呈同行三公》)在秋风秋雨中,他记起韩愈的《秋怀》诗,也为自己的衰老和碌碌终日而悲哀;倒不如象晋代刘伶那样“常乘鹿车,携一壶酒”(《晋书》卷四九《刘伶传》)而隐居,将形骸置之度外的好。于是,他也挥笔写了一首《秋怀》诗:
  
          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鹿车终自驾,归去颍东田。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仁宗病逝,英宗赵曙即位。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的春天,欧阳修患了消渴病(糖尿病)。他昏晕无力,衰弱不堪。而著名的《相州昼锦堂记》,就是这时在病中为韩琦写的。
  
  相州(今河南安阳)是韩琦的故乡。韩琦在至和年间以节度使判相州时,于后宅园圃中修筑了昼锦堂。“昼锦”之名,显然有荣归之意。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韩琦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并进封魏国公,可谓富贵之至。但欧阳修在这篇散文中,却说他不以富贵为荣耀,而志在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这就不仅远远超出了韩琦的本意,而且从更高的思想境界给韩琦以勉励,也给众多读者以新的启发:
  
          仁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悔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而莫敢仰视。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佽,不足为公荣;桓圭侀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相州昼锦堂记》
  

这篇散文结构紧凑。除运用反衬、对比手法外,还围绕对比,反复展开议论。就语言特点来说,一是以不断变化的语言,申说同一主旨;二是间或采用长句式,迫使人一口气读下去,从而增强文章气势;三是避免古奥字词,尽量使用宋代通行的文言。
  
  欧阳修很重视这篇散文。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语气却更为流畅。他十分爱赏,后来请人书写刻石,置于胜处。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赵顼即位。欧阳修转尚书左丞。因他在丧服里面穿了紫袄,被御史弹劾攻击。前此他推荐的蒋之奇,反转来诽谤他“帷薄不修”,“私从子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神宗派人查核,证明纯属“诬罔”。蒋之奇等被贬黜,欧阳修也解去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等职,以刑部尚书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县)。
  
  继一贬夷陵和再贬滁州之后,这是第三次贬谪了。不过,他早已心在江湖;这次外贬,倒适得其所。他特意枉道过颍,看看该怎样安排退休后的生活:“齿牙零落鬓毛疏,颍水多年已结庐。解组便为闲处士,新花莫笑病尚书。青衫仕至千钟禄,白首归乘一鹿车。况有西邻隐君子,轻蓑短笠伴春锄!”(《书怀》)
  
  在亳州,他像作《试笔》《笔说》一样,将史官不记的社会风习与士大夫轶闻趣事,随手写下,名之为《归田录》。《归田录》属于随笔或笔记小说的性质。据说,这书未出而序先传,神宗急派太监索阅。由于书中载有关于时政的见闻和议论,遭遇三次政治波折的欧阳修,不得不格外谨慎,另缮一本进上。这部书的本来面目,从此不复得见。尽管如此,传世的《归田录》还保留了一些讽刺时政的篇章;而且,对宋代及以后的笔记小说、野史札记有不少影响。
  
  欧阳修居亳州一年之后,以特进行兵部尚书,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到青州第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神宗支持他“变风俗,立法度”,实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这次变法比“庆历新政”深刻得多,也激烈得多。其影响则极为复杂。王安石变法雷厉风行的声势,冲破了北宋朝廷暮气沉沉的局面,惊呆了尸居禄位的文武百官;以至韩琦、富弼和欧阳修等庆历旧臣,都在它面前感到茫然失措,继而又纷纷从当年的激进立场转向稳妥循守,并在许多具体政策的争论中,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一般地说,欧阳修并未笼统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两次上书,奏明强制向农民发放官债--青苗钱,于民不利,并擅自“止散青苗钱”,坚决抵制了这一政策的推行。在那变法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照例这是必须要被问罪的,然而神宗和王安石竟宽恕了他。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除判太原府,被命赴阙朝见神宗。有消息说,神宗等他出任宰相。他知道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守拙”、“循常”,坚辞未赴。他早已托人在颍州买田结庐。既然屡求致仕不能如愿,只好暂请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以便离颍州西湖更近一点。
  
  这年九月,欧阳修从青州来到蔡州。他应襄阳知府史中谹所托,写了一篇《岘山亭记》;又继续整理和搜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文字,编辑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他翻阅梅尧臣等为《集古录》断片写的跋尾,不免想起唐史局中的故友。当年的六位同事,如今已经死去五位,而自己也已老态龙锺,所以决心提前退休。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他终于得到神宗恩准,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带职致仕,回归颍州。

(文章来源:《中国十大文豪——欧阳修》  吉林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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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wendy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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