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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走近岳麓书院

时间:2015-03-04 09:44来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俆潜点击:
       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坐落在历史名城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下。岳麓又称灵麓,被古人视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这里景色优美,人杰地灵,有着古老的文化渊源,吸引了众多文人在此隐居读书。清朝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中曾说,岳麓书院的师生中,“成功立业”者有很多。他们投身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为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岳麓书院的创建
  虽然根据史书的记载,岳麓书院是在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创建的,但从南宋时期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守道的记述来看,岳麓书院的创建时间应该可以推到唐末五代时期。欧阳守道在《巽斋文集》中说:“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开元中为僧寺撰,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璇,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家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乎。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之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在唐末五代时期,战乱不断,文教遭破坏,而湖南偏远,文教更加落后。这时智璇和另一个和尚,希望通过儒家之道来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便割地建屋,让文人可以有居住读书之地,后来的岳麓书院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北宋建立后,经过连年征战,终于结束了割据局面,实现了统一。在北宋时期,岳麓书院所在的长沙属潭州管辖。开宝六年(973年),朱洞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寺庵林立、环境幽静,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的场所,“斋舍”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俨然已经成为一所颇有规模的书院了。此时,虽然它并不属于官学,但从创办开始就受到官府的支持,表现出某些官办的性质。
  朱洞离任后,岳麓书院因一时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一度出现了“诸生逃散,六籍散亡,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的局面,直到咸平二年(999年)李允则出任潭州太守,情况才有所改变。李允则为了发展当地的文教事业,决定扩建岳麓书院。他“询问黄发,尽获故书,诱导青矜,肯构旧址。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华衮珠旒,缝掖章甫,毕按旧制,俨然如生。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也就是说,他访问年龄大的人,把以前的旧书都收回到岳麓书院,又带领年轻人对书院进行翻修,他将讲堂设在书院的中心,又盖了御书楼,将所有的建筑按顺序排列,还供奉先贤的塑像,开辟了水田,还奏请朝廷颁发证书,作学生肄业之用。经过李允则的扩建,岳麓书院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个部分,并开始设置学田,这成为书院的基本格局。
  在这个基本格局中:讲学部分是书院的主体,它包括讲堂和斋舍。讲堂是老师讲学论道的地方,斋舍是学生读书和住宿的地方。岳麓书院在创建之时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李允则扩建时“中开讲堂”,从而确定了讲堂在书院的中心地位。在岳麓书院后来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了多次废弃和重建,但将讲堂置于书院中心位置这个基本格局却始终没有变过;其次是藏书部分,因为书院最初就是用来藏书的地方,虽然后来发展成为了教育机构,但藏书这一职能始终没有改变。岳麓书院历来都很注重收集并保存典籍,李允则扩建时还建立了藏书楼,并位于讲堂之后的中轴线上,说明它在书院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另外,供祀部分也是书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初只是供祀先师孔子,后来又增加了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孔子的著名弟子,再后来,还发展到供祀本学派的大师或忠臣、乡绅名宦等。
经过北宋的兴学运动,官学又发展起来,岳麓书院在这场运动中被纳入到“潭州三学”这种类似于官学的教育体制中。所谓的“潭州三学”是指:州学、湘西岳麓书院和岳麓书院精舍。这是逐级递增的三个阶段,根据《宋史·尹谷传》记载:“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兵兴时,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其中,湘西岳麓书院是指湘西书院,他是李允则咸平四年(1001年)请赐国子监书籍时建立的,而岳麓精舍则是指岳麓书院。可见,岳麓书院在“潭州三学”中的地位高于州学之上,成为地方上的高等学府。
 
  岳麓书院的教育思想与方法
  (一)教育思想
  岳麓书院作为一种书院教育,虽有一般书院的教育特点,但又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而岳麓书院形成富有特色的教育传统,是在南宋时期张栻主教时奠定的基础。
  张栻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岳麓书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栻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上。他在《岳麓书院记》一文中,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做了描述,他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也就是说,学校的办学思想,不应该是作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和跻身仕途的跳板,而不重视对学生品德的培养,反对把书院看做是取得功名利禄的场所,提倡把教育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活动联系起来,以培养出“得时有道,事业满天下”有用之才。张栻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他的思想也奠定了岳麓书院教育思想的基础,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始终未离开张栻思想的影响。
  (二)教育方法
  岳麓书院在其培养经世致用之才的教育思想下,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教育方法。
  首先,岳麓书院始终把学生的品德培养放在首位。张栻曾说:“尝考先王以建造士之本意,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伦,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盖甚大矣。”为了严格地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岳麓书院把儒家经典作为基本教材,并将“忠孝仁爱”作为校训,到清代时发展成“整齐严肃”“实事求是”。如果说南宋时期岳麓书院还偏重于道德知识的灌输,那么明清时期则更注重于道德实践,重视在行为上用道德修养来规范学生,把儒家的教义变成学生的行为准则。清代岳麓书院的山长王文清曾制定过一个岳麓书院的学规,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在这十八条学规中,有十条谈的是学生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十条分别是:(一)时常省问父母;(二)朔望恭谒圣贤;(三)气习各矫偏处;(四)举止整齐严肃;(五)服食宜从勤俭;(六)外事毫不相干;(七)行坐必依齿序;(八)痛节讦短毁长;(九)损友必须拒绝;(十)不可闲谈废时。由于岳麓书院一直坚持严格的道德教育,于是造就了大批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学子,涌现出了很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其次,岳麓书院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张栻曾提出,人和万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知觉之心的,这种知觉之心使人在学习上有一种思考的精神,如果只学习而不思考,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因此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岳麓书院在张栻之后的诸位院长也很注意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如清代的院长李文照在其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中就提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有怀疑精神,遇到不解的问题不要把这种疑惑放在心里,要思考,要向老师和所有高明的人请教;学习儒家经典的时候,也要联系其他的知识加以理解,要把先贤的各种解释集合起来,经过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岳麓书院在教学过程中,不仅重视教的方面,也很重视学的方面;不仅重视学生学到了什么,更重视学生学习之后自己的发明和创造。
  再次,岳麓书院还非常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张栻曾提出“学贵力行”的主张,并被以后历届院长所继承和发扬。如清代院长王先谦,虽然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场,但他也非常反对空谈理论,主张学生读书要能够学以致用。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学生走出书斋,投身到社会活动中。
最后,岳麓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开放式的教学。虽然岳麓书院是以程朱理学作为其正宗,但也并不反对其他学派的学者到岳麓书院讲学,传播自己的理论。先后有闽学、陆王心学、事功学、汉学等学派的学者来岳麓书院讲学,甚至敌对的学派也进入到岳麓书院,如清末康梁的维新思想也曾在岳麓书院传播。这些不同学派在岳麓书院的传播,不仅活跃了学术上的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思想,有利于学生学术思想的进步。
 
  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
  岳麓书院不仅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研究学术的重要基地,因此,它不仅凝聚了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它以包容的精神吸纳了各种学术派别在此讲学、交流,使岳麓书院形成了开放、活跃的学术氛围,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是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主要创始人是胡宏,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主教岳麓书院,广收门徒,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因此,南宋时期,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基地,岳麓书院的发展与湖湘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岳麓书院能有南宋之兴盛,恰恰在于湖湘学的兴盛。
  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支配岳麓书院近千年,代表了书院的学术传统。从总体上看,湖湘学派是以北宋的程颐、程颢创立的理学为其学术渊源,属理学中的“道南系”。但是,湖湘学派又不是理学的正统,在理学的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与二程理学持歧见,具有非正宗理学的明显倾向。如:在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方面,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理学以“理”或“心”为宇宙本体,而湖湘学派是以性为宇宙万物的根源,性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先而又派生宇宙万物,是一种脱离客观物质世界而永存的抽象原则。从本质说,“性”与“理”是相同的,都属唯心主义范畴。但在性与理、性与心的关系上,湖湘学与理学的认识则是不一致的。理学把理、性、命视为一回事,而湖湘学派虽承认性、理都属天命,性、理与天命有直接联系,但并不以为二者就是一回事。湖湘学派认为“性”具有宇宙本体的属性,而“理”,则不具有这种属性。具体地说,理是“物之理”,即事物的规律, 也是“伦常之理和治世之理”,因此湖湘学派说:“以理义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难。理义本诸身,威力假诸人。”这与正宗的理学是存在差异的。另外,在理学家普遍关心的人性论问题上,湖湘学派与程朱理学也存在明显的分歧。胡宏反对以善恶来判断人性,认为性无善恶。张栻虽然不完全同意胡宏的观点,他主张性本善,但与程朱的性只指人性而不包括动物在内不同,他认为人和动物都是性本善的。不仅如此,张栻与程朱理学还不同的是,他认为恶不是先天的,人的本性先天都是善的,而恶则是后天产生的,不能因为现实的、个体的人存在着善恶的差别,就说人性像董仲舒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先天的“性三品”,由此提出先天人性平等论。所有这些,都表明湖湘学派虽属理学体系但又表现出非正宗理学的明显倾向,表观出湖湘学派在理学中的学术特色。
  湖湘学派虽只存在于南宋时期,为时并不长,但它的学术思想流传千年,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发展。有人说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形成的摇篮和基地,此说确有一定的道理。
  (二)岳麓书院与“王学”
  自南宋之后,岳麓书院始终是重要的学术基地。王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在岳麓书院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是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时期。明代弘治初年,岳麓书院再兴,学术亦随之大振,王学大师王阳明讲学岳麓,开始了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承。继王阳明之后,岳麓书院成为王学的重要活动基地。紧接王阳明之后而来岳麓讲学的是王门弟子季本、罗洪先、张元汴、邹元标等人。
  岳麓书院的王学具有与湖湘学相融合的显著特点,而作为正统的王学则不是这样。王学在岳麓书院传播期间,不但不排斥湖湘学(相反的湖湘学仍然被尊为岳麓的学统),而且,王学在岳麓湖湘学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造,成为被湖湘学改造了的王学。在王门弟子中兼收朱张之学并不是个别的情形,像王门高徒张元汴、邹元标、季本、罗洪先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湖湘学术思想。另外,王学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高谈自悟本体,为当时学者所批评,都说王学是“空谈误国”。然而,在岳麓书院的王门弟子则受湖湘学之影响,如季本,不求空谈学术,重实用之学;再如罗洪先,虽出王门,但他对天文、地志、边塞、战阵等经世致用之学无不精究,对其他国计、民情也十分关心。总之,所有这些固然反映了王学内部的分化,但也反映了岳麓书院王学的特色,反映了在岳麓书院传播的王学与湖湘学相融合的特点。岳麓书院虽传播王学,但它始终没有王学空谈良知的陋习。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岳麓书院的王学是被湖湘学改造了的王学。
  (三)岳麓书院与汉学
  清乾隆、嘉庆年间,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转向于重视诂经考史的汉学思潮。他们倡导东汉古文经学那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张扬一种对《六经》的理性主义态度,故而将中国古典主义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岳麓书院又成为清代考据学派的重要学术基地。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便是汉学的代表人物,此后,岳麓书院的许多山长如李文照、王先谦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他们在岳麓书院大倡汉学。汉学在岳麓书院极盛一时。
  然而,汉学在否定宋学的空谈学术时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刻意于名物训诂,寻章摘句,极为繁琐,而经义则被埋没于考据之中,更有甚者走到玩物丧志的地步。但岳麓书院所传汉学则与此不一样,有它自己的突出特点。比如,王文清虽是汉学之兴的开端人物,但他在教学中很注意把研习经史和通晓时务相结合,他还写了《读史六法》来训导学生。可见,王文清不是唯《六经》为是,而是也重视史学,并要求学生通晓礼乐、兵法等致用之学。由此说明,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仍为清代岳麓书院的山长所继承和发扬。
  王先谦是继王文清之后,岳麓书院最著名的经学大师,曾有“季清巨儒,著书满家”的称誉。他任岳麓书院山长达九年之久,他治经学不拘泥于考据,不醉心于名物训诂,相反,他很重视学以致用。他很注意时务,并把宣扬维新变法的《时务报》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并且对学生说:“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奔帖括,罕能留意时务。”
  在王先谦、王文清等经学大师的影响下,岳麓书院因而有汉学之盛,并建有专攻经学的校经堂,力诽宋学之空疏,但它并没有走到名物训诂的极端。如果说湖湘学的经世致用的学风渗透到了明代岳麓书院的王学中,那么清代岳麓书院的汉学则是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经世致用的传统。
  纵观岳麓书院千年学术,虽然各个历史时期各有其理论形态和学术特色,但它始终是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岳麓书院千年学术史中,始终贯穿着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为各个朝代的山长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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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太连清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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